丹麦有声电影的第一次成功是改编自Steen Steensen Blicher同名小说的Præsten i Vejlby(《维勒城的牧师》)。作为当时最为著名的戏剧演员之一，Henrik Malberg为电影奉献了一个伟大的角色，而Kai Holm也从这部影片开始为自己在电影角色上做了一个定位：恶棍和坏蛋。这类角色几乎贯穿了他之后多年的电影生涯。同时人们开始注意起电影里的年轻女孩Karin Nellemose，经过以后多年演艺生涯的锤炼，她成为了丹麦最为杰出的演员之一，特别是在电视连续剧Matador中扮演Møghe小姐这个角色。另外一个瘦小的女孩Mathilde Nielsen也因为电影里的配角而引起人们注意。她们两个都因为曾经参演Carl Theodor Dreyer的Du Skal Ære Din Hustru而赢得了表演生涯的突破。
尽管 作为丹麦历史上第一部有声电影，Præsten i Vejlby很显然有自己的一些不足，但是这不妨碍它成为当年度最好的影片。与此同时侦破片Hotel Paradis同样通过充满活力的演员们展示了自己在电影领域内的成功。Eyvind Johan-Svendsen和Karen Caspersen作为主角在电影里有出彩的表现，同时Elith Pio、Karen Poulsen、Holger Reenberg和Inger Stender也赢得了观众很好的印象。
这两部电影都是George Schnéevoigt导演的，因此他也被人尊称为“丹麦有声电影之父”。他曾经因为执导1929年的默片 Laila而赢得国际性的突破，一年之后他创造了一部与众不同的格陵兰电影，就是获得成功的 Eskimo，尽管这是部丹麦电影，不过影片主要还是使用挪威语。
从 George Schnéevoigt开始，从1931年开始，人们相信并且展望丹麦有声电影的前景……
*Tak til Eva Novrup Redvall og Mette Hjort for at give mig love til at oversætte den til kinesisk. –Xubin Zhu
Mette Hjort带着丹麦电影进行环球旅行，她到处和国外的电影研究学者以及学生一起体验丹麦电影的巨大成功。她本人认为，在丹麦电影身上确实发生了奇特的事情。Film杂志利用她工作休息时间在哥本哈根采访了她。
作者：Eva Novrup Redvall，原文出处：Rejsende i dansk film (丹麦电影学会杂志FILM51期文章,2006年6月)
这是一个极富感染力的任务，和一种积极投入的生活方式，只需要利用无数的词句和想法，而且不会犯错。对于Mette来说是兴趣和好奇心强烈驱使着她去工作，这些年来她已经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丹麦电影的英文书籍和文章。《丹麦电影导演》（The Danish Directors，和Ib Bondebjerg一起主编的）通过通俗易懂的访谈录形式介绍了丹麦四代导演；侧重于理论探讨的《电影和国家》（Cinema & Nation，和Scott MacKenzie一起主编）则在日趋全球化的电影文化中讨论能够坚持自己特色的小国家们；而《纯净和挑衅》（Purity and Provocation，还是和Scott MacKenzie一起主编）则把道格玛95梳筋理脉得分析透彻。之后她撰写的著作《小国家，大电影》（Small Nation, Global Cinema）则考究了近些年来丹麦电影变化的原因，书中强调了丹麦电影环境随着进一步的成功，已经从一种“交换文化”（Byttekultur）变为一种“礼物文化”(Gavekultur) 。
道格玛平台
丹麦电影利用这几年的“影响战略”已经在国内和国际上为自己构建了一个坚固的平台，在《小国家，大电影》书中，Mette对此进行了描绘。结合了丹麦电影进步的原因分析，Mette强调了一个认识充分的文化政治和电影政治，以及诸如丹麦电影学校之类丹麦电影公共机构的结构，还有那些具有前瞻性的优秀的艺术界领导，他们并不介意让别人参与他们的工作。道格玛95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其中之一不乏就是邀请别人加入他们的游戏。
“除了道格玛，丹麦电影在其他方面并没有取得类似的成功。我对道格玛概念非常感兴趣，因为当道格玛宣言写好时，最初的想法就是让其他的电影人也可以使用它，不过像它做的那样，宣言成为一种文化性的中立模式，不仅其他丹麦电影人可以使用它，其他国家和艺术形式都可以使用它。道格玛95潜在的含义包含了一种非常现代化的理解是：媒体传播的程序如何在全球化时代里发挥作用，哪一种形式能够方便得翻译成另外一种相关的或者不同的媒体。这种清晰的公共关系角度和能力能够超越界限，就像是Lars von Trier和他之前曾经表述的整个“手术”，能够让一个小国家的电影文化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国际讲台，那是一种难以想象的远见性。
一种多产的礼物文化
按照Mette的说法，Lars von Trier对于丹麦电影的重要性远远超越了他自己的电影，而是通过他的影响力邀请其他人加入到这个具有创造性地合作活动之中。“在人类学研究范畴里人们带着“交换文化” （Byttekultur）计划行动正转向所谓的“礼物文化” (Gavekultur)，我觉得最近几年的丹麦电影正积极主动地朝“礼物文化”方面发展。人们非常明白1+1往往大于3 ，他们永远处于一种竞赛状态，并且总是要做出些事情来。”
在丹麦电影环境里的人们，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明白在一种礼物文化中存在的动力，并且参与创造这么一种环境。而这种环境在我第一次调查丹麦电影时并没有出现。在我为了编写Instruktørens [...]